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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年我开老解放 63岁女卡车司机的回忆

日期:2017-01-10     来源:卡车之友     作者:小编辑
小编辑 2017-01-10

今天,驾驶已是很普遍的一种技能了,“女司机”却似乎经常被当作一个歧视性的名词。上世纪70年代初,当我成为一名卡车女司机,开着四吨重解放牌大卡车呼啸而过时,多么令人称羡啊!美国道奇、日本伊吱吱、苏联嘎斯以及上海交通、吉普、三轮摩托,啥都摸上一把,没什么能难倒我。


1971年当上女卡车司机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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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1年我中学毕业了。这年的政策改变了前几年上山下乡“一片红”的分配模式,上海工矿企业又开始向中学生招工。我因姐姐已到安徽插队落户,幸运地被分配到仪表局所属的上海医疗器械厂。我们在挖了一个月防空洞后,等待分配工作。人事科陈科长召集我们开会,宣读各人去向,陈科长报出每一个同学的去向,下面都会发出欢快的叫声,大多数同学被分到各车间。“xxx、xxx,运输组当司机。”我和女生小孙没有想到我们会被选上当司机,两人立即开心地欢叫起来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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孩提时对驾驶员充满着好奇,曾经看见军工路上一名女司机开着59路公交车潇洒而去,羡慕不已。现在自己也当上了女司机,每天可以开车看到外面的世界,我和小孙对司机生活都充满着期待。我们到岗的第一天就去领劳保用品,有棉衣、工作服、雨衣、翻毛皮鞋、帽子、太阳镜等等一大堆东西。过了几天,在司机班的休息室里,运输组组长杨师傅怏怏地走进来。原来杨师傅嫌我身体单薄,到人事科要求换人,被挡了回来。


驾驶员失恋报复社会 撞死撞伤7人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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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年,上海市曾发生一起严重的恶性交通肇事案,一驾驶员开着货车在南京西路飞驰,撞死撞伤7人。公审大会在杨浦体育馆举行,当时我们中学初三年级的同学都被派去参会。公检法的人在会上宣读,这个驾驶员因失恋报复社会,此案后市里发文要求各单位严格把关,培养驾驶员应选择政治上可靠的人,同时也提倡培养女驾驶员。于是各单位开始着意培养女驾驶员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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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上可靠 敢和男人争天下
杨师傅说:“她胳膊那么细,怎么打得动方向盘?”陈科长回答:“身体会长开的。”陈科长不容商量地说,我还要告诉你,在这批分进来的四五十个学生中,就属她最符合培养的条件,视力1.5,父母都是中共党员,政治上可靠。杨师傅复述这一档事时,我心里一阵窃喜。我上中学时第一天报到时,无意中看到一张盖着小学革委会红印章的证明,证明经审查我父亲有历史问题。那证明上娟秀的字迹,我一眼就认出是某个老师的,这位老师的丈夫正是我父亲教研室的同事,“文革”中的造反派。此事曾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心里。班级同学都是工人子弟,我自觉低人一头。后来,我父亲“解放”了,从隔离棚回家,那个造反派还曾上我家登门道歉。那时我母亲也离开工作岗位,去收发室送报纸。我没有想到在那个知识分子被视作“臭老九”的年代,真正的工人阶级就这样认可了我。


运输组是个男人的世界。师傅们把天井边的过道隔开,作为我和小孙的更衣室。窗口正对着天井,天井的下水道原来是装卸工就地方便之处,边上挂着帘子。我和小孙进驻后,走进走出掩住鼻子嘀咕。装卸工尽管大多是不识字的临时工,但人朴实,看我们两个小姑娘不高兴,就改变了陋习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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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学开四吨解放牌大卡车,吴师傅教我们。吴师傅是个汽车兵,曾上过朝鲜战场。我们每天到郊外,轮流学车,吴师傅还教我们修车的技术。我那时刚满17岁,接受能力强,一学就会。考试各科目诸如“跑8字”、“倒车库”、“车库调头”、“上下坡”等,都做得很好,自己也觉得有把握一次通过。但考试那天小雨,我在完成了其他所有科目后,最后“倒车库”时松懈了,车子倒入库中往后多溜了一会儿,后车箱板碰到栏杆,没有一次通过,心里懊恼不已。


泥地打滑 18岁小司机丧命
开实习车时,我们分开跟车。和我们一起学车的男生小虞跟梁师傅的车。梁师傅开北京牌二吨卡车。一天,小虞开着车到奉贤的乡镇企业提货,下午,杨师傅接到电话,让我和小孙赶紧坐上他的车去奉贤。路上,杨师傅一言不发,我俩也不敢啃声,不知出了什么事。开到一个地方,只见一同进厂做装卸工的小潘正站在路中,我们跳下车,问小潘,“小虞呢?”小潘嗡声嗡气地回答:“死掉了。” “什么!”我的脑子嗡地一下,一片空白。小潘说,小虞开车到此处时,看到前方有辆车驶来,脚下略带些刹车,偏偏这天刚下过小雨,地有些潮,五十码速度的二吨卡车一下打滑失控,惯性把车门弹开,小虞摔了出去,撞到人行道的树后倒地。坐在小虞身边的梁师傅还没反应过来,事故就发生了。他们赶紧下车拦车救人,送到医院,小潘跪在医生面前哭泣求救,可是已经回天无力。进厂才半年,不满18岁的小虞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自打小虞走后,梁师傅常唉声叹气,自责不已,不久调离了运输组。


后来,我能独立驾驶解放车了。我心中回荡着当时的流行歌曲《我为革命运输忙》:“车轮快如飞,马达放声唱,一路歌声一路笑,胜利捷报传四方……”驾车技术日臻成熟,刹车、换挡成条件反射。渐渐地觉得日常驾车显示不出水平,只有驾驶装满货的卡车一次倒进狭窄弄堂深处的库房或厂区,直达卸货地,这才算是真本事。那时我就喜欢这样的挑战。不过看我倒腾得费劲,装卸工还是常常会在我边看后面边打方向盘时,忍不住跳到驾驶室踏板上,帮我打方向盘……


意外闯红灯 交警放行
开了几年车,我自恃有些经验,还和警察较过劲。那年,上海从崇明抽调一批知青充实警察队伍,一次,我开车驶在长阳路,快要到路口时,警察一个换灯,红灯亮了,我猝不及防一个刹车,车停在了路中央。警察查看了我的驾驶证后,反而是我先发制人:“你是崇明来的吧,扳红灯是为我们服务的。横马路没有来往车辆,我已车到路口,你不能那么快换灯。我的车上都是国家财产,急刹车的话仪器会坏的。”那是个新警察,没动气,挥了挥手,让我走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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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车是激扬青春最好的方式。那时但凡没有开过的车,我都要去尝试。美国道奇、日本伊吱吱、苏联嘎斯以及上海交通,甚至吉普、三轮摩托,我都开过。厂里又购进了解放牌新车,领导决定分配给我驾驶。过去开的是师傅的车,放不开。现在开自己的车,我要试试卡车最高时速的感受。解放牌卡车最高时速65码,我把车开到郊外,加大油门,可新车装了限速器,速度就是不快,吱吱地叫着。我不管,一脚踩到底不放,那车抖起来了,飘飘然,一边的轮胎似乎脱离了地面,好像要翻车。当车子失控向前冲去,我死死地握紧方向盘,放开油门,什么都来不及去想。所幸,对面没有来车,车渐渐地减速下来,我则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
全厂一千多号人都认识我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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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年代司机很“吃香”。占了职业的光,那也成了我人缘最好的人生阶段。全厂一千多号人,我不认识别人,别人都认识我。走在厂道上,人们都跟我打招呼。车间里的人托我办事,我也来者不拒。有工人家里翻建房子,和领导打声招呼,就开车去帮人家运砖头;也有工友家办丧事,开车送人出殡。司机是个危险的职业,我们每周一次安全学习,通报事故、传达车管部门精神。听得多了,见识得多了,开车越来越稳。开车是过瘾,生命更可贵。


有人说司机越老开车越慢,的确如此。血的教训使我自然地思考人生的价值,我渴望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1976年,仪表局分配给我厂一个上大学的名额,我既不是党员,也不是干部,陈科长让我写一篇悼念周总理的文章,说是给大学鉴定。我写好文章后,请邻居、中文系毕业的老大学生韩伯修改,文章以文字通顺、情感真挚被肯定。1977年2月,我结束了司机生涯,去读大学。命运向我打开了另一扇窗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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